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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廷案例｜醉酒期間乘車發(fā)生交通事故死亡，保險能否免賠？

【案情簡介】
受害人安某的工作單位某勞務公司，作為投保人為其在被告保險公司處投保了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附加團體意外傷害醫(yī)療保險。該勞務公司在交納保費后，被告保險公司簽發(fā)了保險單，保險金額為60萬元。保險條款(責任免除)部分約定，被保險人在下列任何期間遭受意外而致身故或傷殘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一)醉酒或者受酒精、毒品或管制藥品的影響期間……
2017年7月16日22時許，受害人安某乘坐案外人劉某駕駛的無號牌二輪摩托車與中央隔離護欄端部相撞，致使安某、劉某經搶救無效后死亡。尸檢報告載明安某死亡的原因為顱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經檢驗，事故發(fā)生時安某與劉某均系醉酒狀態(tài)，其中安某血液中檢出乙醇濃度為196㎎/100ml。
2018年3月2日，受害人安某的父母、配偶、子女等五人作為原告在某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保險公司支付保險理賠款60萬元。被告保險公司辯稱事故發(fā)生時，受害人安某系醉酒狀態(tài)，根據保險條款約定，被保險人在醉酒期間遭受意外死亡，保險公司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并且被告保險公司已經就保險免責條款盡到告知義務，根據投保單記載，投保人已仔細閱讀且充分理解保險條款和本保險相關內容，特別是保險責任、責任免除、如實告知、合同解除等重要內容后作出投保決定，投保人某勞務公司在投保單上蓋章。
原告對上述保險條款存有不同理解，原告方稱被告保險公司曾就免責條款進行過告知，但原告方認為安某的死亡原因并非醉酒，其死因是“顱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安某為乘車人，并不是駕駛人。
【爭議焦點】
受害人安某在醉酒期間乘車發(fā)生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屬于被告保險公司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義務的理由，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受害人安某屬于醉酒狀態(tài)下乘車發(fā)生交通事故致死，屬于保險條款約定的免責情形，并且保險公司已經就免責條款盡到告知義務，保險公司不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義務。
第二種觀點：保險條款作為格式條款，在合同雙方對條款理解存在爭議時，應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同時根據保險近因原則，保險責任的承擔應考慮保險事故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安某屬于意外傷害死亡，被告保險公司應承擔保險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保險合同條款作為格式條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之規(guī)定，在保險合同雙方對保險條款的理解存在爭議的情形下，應作出有利于原告即受益人的解釋。被告作為專營保險的專業(yè)機構，對格式合同中涉及合同相對方重要權益的條款用語更應進行完整、明確的解釋說明，盡力避免因語義理解、條款適用所生爭議，切實保障保險合同相對方的正當權益。被告主張免責條款中“醉酒……的影響期間”這一表述，不能當然理解為無論損害原因為何，只要被保險人在醉酒期間身故的，保險人即可以免責，而不考慮意外傷害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從保險事故發(fā)生的原因方面考慮，根據保險近因原則，在保險事故中，如果其起主要決定性作用的原因即近因在保險責任范圍內，保險人就應承擔保險責任。受害人安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系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屬于意外傷害死亡，被告保險公司應承擔保險責任。

綜上兩點，被告保險公司應承擔保險責任。另外，安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明知駕駛人劉某飲酒，仍然乘坐劉某駕駛的車輛而遭受意外，安某的該行為客觀上導致意外傷害行為發(fā)生的概率增加，與交通事故致死之間存在相當的因果關系，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二十五條“被保險人的損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責事由造成難以確定，當事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應比例予以支持”之規(guī)定，應相應減輕被告保險公司的保險金給付義務，法院結合本案實際情況，酌情認定被告承擔70%的保險責任。文章來源：山東高法作者：高麗